杨洲：“三农”研究应该研究啥？

　　近几年，笔者发现讨论与研究“三农”问题的人士越来越多，几乎已经超过了种地的农民，做基层工作的干部，进了很多“三农”或乡村振兴的微信群，其中不乏一些专家大咖乃至学界牛人，加上读博士的经历，社会上相关机构与活动越来越多，包括学术会议，笔者参加了一些。因此，可谓对这个大圈子有一定了解。

　　但是，对这个大圈子，越来越只有两大感觉:

　　第一，非学院派包括政策评论与形势判断上只有没完没了，泛意识形态化的争论，非此即彼，党同伐异，只要不符合他们的那些范式与理念，你怎么样，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不对的，在他们面前，经验与事实并不重要，逻辑与常识可以违背，他们的所谓研究及相关的讨论只不过是在展现、证明与维护他们自己的正确；

　　第二，学院派规范化的研究，有些学科几乎被定量模型统治着，同时，以做课题项目为主，争论倒是不多，不过，死气沉沉，且意义不大，所谓的学界实际上成为一个特定的圈子，别人进不去，也不知道他们天天在干嘛！他们的所谓研究更多是在维持自己的饭碗。

　　实际上，前一种研究，更像是一种政治活动，其中宏大叙事与价值理念的东西太多，并成为了出发点，以致很大程度上是在用他们的那一套东西去注解现实问题，即便是在解释问题，也是在展现与证明他们那一套东西的正确，更多情况下，则是通过片面地揭露现实问题，包括戳社会的伤疤，来展现与维护他们的那套东西。对现实中任何一个具体的“三农”问题，从“有什么”到“为什么”再到“怎么办”，他们提供不了什么，特别是给不出对策，如果有建议，那也是些装点门面的东西，做不到从实际出发，只有价值理念甚至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自然得不出有用的结论。

　　后一种研究中，本来实质是以科学范式去发现与解释“三农”问题，进而探讨对策，这是必要的，但是，科学问题不是只有定量研究，更不能只做计量模型分析，社会科学是广泛的，定量包括统计与计量有利于精确化，尤其是发现问题，一方面只有通过统计分析，才能发现与证明问题的存在；另一方面唯有借助量化，才能精准地认识与理解问题，但是，它一方面只不过是科学范式中的一种，“三农”研究还需要甚至更需要其它范式与方法；另一方面一旦片面且过分地推崇它，“三农”研究一定会变得非常狭隘，尤其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定量研究的作用其实不大，或被严重高估了，以现实中的计量研究为例，只会做X对y的影响研究或因果分析，可能是在揭示一个科学问题，但是，实践意义不大，实践者也看不懂，甚至不愿意看。

　　在“三农”研究中，规范分析包括价值判断是必要的，没有那些积极美好的目标与需求，可能至少有一大半问题就不存在了，但是，不能只有价值判断，不能只会从价值目标出发，研究不同于其它活动的地方就在于：需要遵循并揭示客观的规律、逻辑与机制，它不是去研究实现什么价值目标，而是去研究“能否实现”与“如何实现”。

　　综上，要我说，“三农”研究从要做的内容上看其实很简单，理论、政策、方法甚至实践都要懂，最好能精通，但它们都是工具，就像要砍柴，斧头是工具一样，不能作为目的与出发点，它只要把客观存在着的事情，包括接下来的趋势与可能讲出来，讲清楚即可，无须费那么大劲，花费现实中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做项目。当然，要做好也不容易。

　　具体说，“三农”研究应该着重围绕着如下三个方面开展：

　　第一，发现客观存在着的问题、现象与事件，包括揭示它们具体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才是好的，从这个角度看，经验研究是重点；

　　第二，解释问题，即回答问题、现象与事件为什么会存在、产生，何以这样？原因有哪些？因果逻辑与内在机制如何？

　　第三，解决问题，重点回答“怎么办”，寻找对策，它不能是空泛与抽象的建议，而应该遵循着规律，按照内在的客观逻辑与机制去形成具体的方案，在思路与技术、方法都非常清晰、得当与实用，当然，这里还包括对于好的现象与事件“如何发扬”。一线的实践者一看到研究成果，就能知道有啥问题，原因是啥，怎么办。

　　显然，现实中的“三农”研究不是这样，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只有争论，没有对话；在范式的束缚下，只满足学术规范，没有使用价值，同时，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将“三农”研究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