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歧路行，男“妇科大夫”的中统生涯（上）

　　

1949年3月，广州太平路，冒雨卖药与买药的市民。（美）迈登斯 摄

　　1946年10月7日，我军主动撤离高邮。

　　高邮位于江苏中部，南临扬州、北向两淮，既扼守我华中解放区的南大门，又控制大运河、淮扬公路两条并行的交通要道。国民党方面有人评价极其到位，说：“运河是道门，高邮是门上的锁，有了这把锁，就可以把‘共军’锁在笼子里。有朝一日，开锁进门，‘国军’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捣两淮。”

　　新四军走后，国民党军整编二十五师黄百韬部迅速占领高邮。

　　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的各种党政机关和还乡团，作为敌人的重点“清剿”区域，每个村都建立了还乡团伪政权，强迫群众日夜巡逻，替反动派“抓侉子”。

　　街头行军的“国军”，蚌埠，1948年，（美）迈登斯 摄

　　所谓“侉子”，就是对北方人的地域黑。在这里，是还乡团对我新四军和地方干部的污称。因为江淮地区的新四军，不少原来是八路军南下部队的同志。

　　高邮的形势非常紧张，顿时陷入白色恐怖。

　　县委临时转移了，区乡干部和基层党员没来得及通知，不少被还乡团残害了。有的身上绑块大石头抛到河里被淹死，有的被活埋，有的被剖腹剜心，有的被“开天窗”，即挖一个深坑将我们党员干部埋在坑里，头露在外，用尖刀从头顶上刺死，血从头顶冲出，直至流干血……

　　马棚区委副书记左卿、三垛区妇救会主任秦梅青，既是革命夫妻，又都是抗战参加革命的同志，几次日伪“清乡”的大风大浪都扛过去了，却先后遭还乡团捕杀。秦梅青烈士被捕后，怀中吃奶的婴儿，当着她的面活活淹死，然后把她倒栽在石灰坑里，露在外面的两只脚，又被用铁锨一锨锨砍断。两位烈士的亲属，从刚出生三天的孩子，到75岁的老人，一共14口，全部遇害！

　　秦梅卿（青）烈士一家遇害名单

　　负责屠杀和直接上手的还乡团头子，自己就说了：“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腥风血雨之际，高邮县城里，原高邮县公安局长左公华，那座内有花园的豪宅门前，突然挂起“妇科诊所”的牌子。有意思的是，每当有女病人来就诊时，却被门房告知：“对不起，先生出诊去了，请到别的诊所去吧！”

　　这是一所从不接待病人的妇科诊所，进出都穿着白大褂那位男“妇科大夫”，也从来不应诊。平常大门紧锁，门房里的门卫，不但说话冰冷噎人，病人问急眼了，还会一边拍着腰里的家伙，一边拿眼瞪你，那眼神看得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院子的主人叫吴曾传，其真正的身份，是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统计调查室驻高邮县反供调查专员，即中统局高邮县室的负责人。

　　吴曾传，江苏金湖人，1912年出生，地主家庭出身，排行第二。自幼父母早亡，生活、学习和工作，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在他看来，所谓“亲情”在争夺家产时，一文不值，除了自己，谁也靠不住。

　　蚌埠市民医院，1948年，（美）迈登斯 摄

　　1933年，21岁的吴曾传毕业于江苏省立大地测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省政府测量总局，做测量工作，曾在苏州、嘉定一带测量铁路线段。由于工作勤奋，业务能力强，一路升迁，如不出意外，很可能作为测绘工程师，就此一生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八·一三”上海事变后，日军的轰炸机飞临苏州，轮番轰炸。

　　日军在直接进攻上海的同时，派飞机沿着铁路、公路、水路等重要交通线，向长江三角洲的腹地，依次进行空袭轰炸，作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先导。苏州是上海以西最近的较大城市，更是中国军队进行淞沪抗战的后方基地，自然成为日机轰炸的重要目标。

　　8月14日，日机轰炸了唯亭镇（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唯亭街道）。8月16日，日机两批24架次首次轰炸了苏州城区。至沦陷前的三个月里，仅苏州城区就被日机投下4200多颗炸弹，造成无辜平民死伤数千人，破坏的街道、房屋、医院、工厂、学校无法计数。

　　1937年11月，占领苏州后，继续向长三角地区进攻的日本侵略军。

　　吴曾传当时正在苏州工作，亲身经历了日军的轰炸，后来回忆说：

　　“所炸均是平民区，计炸毁民房百余间，其中被炸起火者三处，炸死炸伤三、四十人，其中较惨的是一家六口人，其中二个老人，二个中年人和二个儿童，同罹于难，其中最惨的是道前街一家四口人，全被炸得血肉模糊，无一全尸，其中一个男子身体被炸成碎片，肠子被炸断，有的挂在电线上，有的飞落到附近电线杆旁，惨不忍睹。”

　　遂以“不胜恐惧”为由，辞职回了老家。

　　实际上，是因为吴曾传作为热血青年，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查禁日货，酷爱阅读进步书刊，言论“过激”，而且为人单纯，洁身自好，不吃喝嫖赌，不嬉戏放荡，融不到同事的小圈子，乃至有人说他“像共产党”，上了投降派的“黑名单”，逼得吴曾传不得不走。

　　回到家里，吴曾传依旧关心时政，苏州沦陷、南京大屠杀，日军在长三角地图的桩桩罪恶，让他血灌瞳仁，恨不得立刻冲到抗日战场上，与敌拼杀。但是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群众的无组织散漫性，让他不得不去思考：抗战应该由谁来领导，国民党“片面抗战”有没有希望？

　　爱国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最终吴曾传想明白了，要抗日，要救国，只有找共产党，到延安去！

　　约了几个同学，大家一开始壮志凌云，离开家乡，北行到徐州，准备坐陇海铁路列车一路向西。可是徐州会战爆发，走不通也去不得了，顿时没了劲儿，垂头丧气，又回家蹲着，继续憋气。

　　对这种生活，吴曾传是不满意的，自觉满腔热情，却无报国之门，以致精神上极端苦闷彷徨。中国向何处去，我又该向何处去？等在家作亡国奴吗？

　　这时候，听说堂兄吴曾育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叫“高邮县民众自卫队第八支队”，有个几十人枪。既然是抗日队伍，抗日不分南北，延安是抗日，金湖也能抗日，想到这里，吴曾传决定加入。作为唯一的大学生，他热情满满，上来就给堂兄提建议，要求办个抗日训练班，给战友和驻地青年人，既讲军事常识，也进行抗日思想的鼓动。

　　好景不长，又有人给吴曾传“批发”来了“红帽子”。好在有堂兄庇护，但训练班是不能办了，改任上尉文书，自此赋闲。不久，堂兄和他都被“改编”掉，因为堂兄没跟对人，抗日就不“合法”了，连带这支队伍也遭裁撤。

　　抗日人民武装正在埋地雷。阜平，1943年 石少华 摄

　　好在堂兄路子广，跟中统高邮站负责人嵇荫楠是好朋友，就介绍吴曾传参加了中统。“嵇大哥”对这个老弟很不错，不久从高邮调任东台，就带走了吴曾传，他当站长，吴曾传给他当助理。

　　吴曾传毕竟是工科出身的大学生，中统也有这个特点，工科生特别多。话少踏实，积极肯干，由此深得嵇荫楠赏识。参加中统组织一年，即得嵇荫楠推荐，省政府特务处考核合格，吴曾传于1940年出任高邮站站长。

　　高邮当时已经沦陷，国民党的党政机关躲在偏僻乡下，特工站也随其活动。站里的主要任务是刺探日军和伪组织的情报，调查党政人员贪污、渎职等的违法行为，当然还有共产党、新四军的活动情况。

　　此时的吴曾传，虽然加入了中统，但对共产党方面绝不反感，他认为日本鬼子和汉奸，才是中国人的死敌，主要精力应该放在这方面，新四军也在抗日，而且是积极抗日，何苦中国人为难中国人呢？于是借口交通不便、经费困难、人手少，一直跟上级打马虎眼，实际上并未对共产党方面开展工作。

　　1945年12月，抗战最后一役，新四军从给日军手中解放高邮

　　1941年，中统在江苏的机构进行改革，省政府特务处撤销，改组为省政府保安处第五科，即情报科。下面各站，也随之改名为情报室，高邮室仍由吴曾传任主任。

　　随后，苏中斗争形势逐渐紧张，国民党内部也分化严重，高邮县政府待不下去，散了伙。不少人下水当了汉奸，吴曾传的堂兄吴曾育，也拉队伍投靠日军，成了反供“清乡”的急先锋。

　　怎么办？跟着堂兄走吗？

　　中统在苏中的不少基层组织和人员，都无缝对接加入了汪伪特工组织“政治保卫局（即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抗战胜利后又都“回归”原单位。如果想这么干，吴曾传继续当站长，“兄弟们”也不会失业，只是牌子换一换就行。汪伪方面“政治保卫局镇江支局”，有不少他的老上级、老同事和老朋友，此时也不断招手，希望吴曾传能识时务为“俊杰”。

　　驻高邮日军指挥官走出城堡，向新四军投降

　　不过，吴曾传还是有中国人的骨气的，既然高邮待不下去，他就到淮安一带，去找流亡于此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这一段工作生活，虽然诸多不如意，吴曾传当过情报组长，很快组织就被撤销。此后，找亲戚合伙做生意，生意亏本，吃喝都成问题了，但他仍然不去找吴曾育想办法，饿肚子也不当汉奸。

　　1944年，在扬州做百货生意的吴曾传，听说中统在江苏的负责人、省政府特务处处长张守谦，目前在安徽界首。界首当时在汤恩伯手中，是汤恩伯司令部所在地，汤恩伯同时担任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兼四省边区党政分会主任委员。

　　界首在抗战前，原本是寂寂无名的农村小集，因为走私发达，一跃而成为一个常住人口10万，流动人口20万，甚至一度达到40万的界首三镇，人们都称其为“小上海”。军统由于戴笠跟汤恩伯的关系，在这里大发展，中统也来分一杯羹，虽然是残羹剩饭。

　　汤恩伯和美国记者白修德，洛阳，1943年，（美）福尔曼

　　张守谦看到吴曾传，非常感动，说他是真正的“忠贞同志”，一番勉励之后，又把他派回敌占区，让他回扬州去找隐蔽在当地的其他同志，以做流动生意为掩护，与省室保持联系。

　　说的挺好，吴曾传满怀激情，回到扬州，按“联络图”不但找不到人，而且经费也没给一分钱。自己冒死搜集的情报，也很难传递到上级，即便传递上去，人家也不关心。

　　上级机关和长官们，都在干什么呢？

　　远在重庆的冯玉祥，一语道破天机：“安徽、河南的边上有个地方叫界首，来往的都从那里过，本来是个小地方，不久就变成了一个小上海了。真是谁也想不到它，怎么就那样繁华起来？做买卖的没有别的人：第一，是最大的官；第二，是最大的地方官。”

　　1945年9月3日，重庆，胜利日的蒋介石发出会心的微笑。

　　就这样，吴曾传自谋出路，好不容易挺到了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重庆回来的“同志”，对上级机构进行了人事大改组，换了新人。一朝天子一朝臣，原来那些吴曾传的熟人，不管是真假坚持抗日工作，基本都被换掉了。

　　于是吴曾传成了断线的风筝，跟中统彻底没了联系。

　　吴曾传都准备从此做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反正抗战也胜利了，不打仗了，干什么不是养家糊口呢？

　　与此同时，还都南京的国民党政权，已经急不可耐要发动内战，向共产党“收复失地”了。江淮苏中一带，此时是新四军的解放区，人民准备用血肉捍卫胜利果实。国民党想打进去，不仅“国军”要用力，必须内外使劲，美国人的援助到位了，还必须有内应，这就想起了吴曾传那批人。

　　反动地主武装“还乡团”，1947年，（美）考夫曼 摄

　　经由原中统同事、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干事，时任“省政府”社会处总务科科长黄仁言介绍，吴曾传见到了中统江苏省室主任季璞，再经季介绍介绍，重新参加了中统组织，任命吴曾传为“反供调查专员”，组建并领导中统高邮县室。

　　赶紧结束手里的生意，生意人吴曾传摇身一变，成了大特务。

　　当时，高邮县城及所属乡、镇、村，都已被新四军从日伪手中解放，国民党的高邮县政府只能“暂厝”扬州。从省室领取经费后，吴曾传在南柳巷一处接收自原汪伪汉奸的住宅里临时办公，同时开始网络手下。这其中既有他原来的旧部，也有汪伪特工，还有流亡扬州的还乡团分子。后者的成分更加复杂，土豪劣绅、恶霸土匪、汉奸叛徒，总之都仇恨共产党、新四军，仇恨当地人民，特别是那些穷苦农民。

　　从此，那个曾经心怀家国的吴曾传“死”了，取而代之的是违背初心，在反人民、反革命的歧路上越走越远，手上沾了血，血债累累的吴曾传。

　　一名国民党干部，1941年，（美）迈登斯 摄

　　期间，吴曾传组织特务，不断向我解放区渗透。搞情报之余，当然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主打一个扰乱社会治安，让“穷棒子”们不得安生！

　　高邮“光复”后，国民党卷土重来，作为老练的特务，吴曾传认为：“干我们这一行，在社会上一定要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才能遮人耳目，从事特务活动，否则人们会注意我们的行踪。”

　　所以和以往不一样，中统高邮室没有跟党政机关合署办公，而是找了这处不引人注意的，原汪伪官员的旧宅，作为办公用房。这里在被原“主人”霸占前，更早的主人真的是位男妇科大夫，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

　　顺便说：汉奸左公华也是高学历，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曾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五分院法官，家里在高邮几辈子都做官，所以刚下水那会儿，还很注意“形象”。把“妇科诊所”的牌子也继承下来，挂了段时间，来遮盖汉奸嘴脸。

　　国民党县政府的办公场景，1941年，（美）迈登斯 摄

　　接收左宅后，吴曾传觉得“妇科诊所”的牌子不错，毕竟原来真的是妇科诊所，高邮人都有印象，方便鱼目混珠，隐藏特务身份。于是这个学测绘，完全没接触过医学，家里也没人行医的特务，索性做戏做全套，穿起白大褂，以“救死扶伤”的名义，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实际上，背地里却从事着屠杀人民，残害革命志士的罪恶勾当。

　　高邮县室，除在区乡设特工组外，在县城内还有两个直属组，每组组员五、六人不等。同时还设有调查员、通讯员：调查员身份相对固定，定期必须汇报情报，没情报也许定期考核。此外，还要参与县室的各种临时行动，或指派他们做些其它工作；通讯员则负责随时打探情报，将周围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所有“可疑人员”的情况上报，有就报，没有也无所谓，对他们基本没要求，就是查遗补缺，剜到筐里都是菜。

　　工资待遇方面，组员属正式人员，调查员、通讯员，一般不发固定工资，参与行动，或上报有价值情报，视重要程度再说。不过，只要是中统特务，无论大小，有无编制，都有县室颁发的《特务证》。

　　中统特务组织的创立者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所谓《特务证》，即从事国民党特务工作的特种证件，在省室审查备案，巴掌大红色卡片，上面写明持证人的姓名、籍贯、年龄、职别、所持武器及有效日期，并贴有本人照片。凭此证，军警宪特各部门不得阻拦搜身，持证人随时随地都能快速通过，任何人不得防碍他们的人身自由和行动，更不得对他们有任何非法行为。

　　有了《特务证》，就等于有了“护身符”，想干啥就干啥。尽管没有固定工资，高邮城乡还是有不少人愿意“义务”担任中统的调查员、通讯员，尤其是那些怕被抽壮丁的青壮年，或怕被敲榨钱财的少爷公子哥。

　　他们借中统这块牌子，不但可以作为免去很多“烦恼”，还能干些自己想干而原来不敢干的事，你懂的！

　　高邮室的主要工作，就是抓捕、审判和处置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其中最重要的审判，即秉承“高邮县党政军特种会报”的旨意，对我人员进行“会审”。

　　不明身份的被捕者，1947年，（美）考夫曼 摄

　　前面讲过多次，国民党从省到县的各级“会报”机构，是解放战争时期，反动派进行反革命工作的重要抓手。高邮县的“会报”，向上对江苏省“会报”负责，后者负责在全省内，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来血腥残害革命志士。主要成员有：政府、党部、三青团和中统省室的一把手，以及省会镇江的驻军司令官。高邮县“会报”的组成人员也是如此，县长张冠球担任主席，秘书由县党部书记长张锦石担任，整编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和中统县室主任吴曾传、三青团高邮县分团书记夏美驯为成员。下设会审庭和感训所，由党、军和中统、三青团四家负责人组成，中统县室实际掌握生杀大权。

　　当然，幕后大佬哪有时间都盯在这上面？他们一般不出庭，而由各自代理人，代替出庭审讯，审判结果和处理意见，报经长官同意，即可执行。

　　会审庭有一套量刑标准：凡任区、乡级以上的共产党干部，处以极刑；乡以下的党员干部或党员，处七年以上（不含七年）至十年的“感训”；一般干部，处以三年至七年的“感训”。情节较轻者，则导以自首，并具保释放。

　　淮海战役期间的黄百韬、刘峙和杜聿明（左起）

　　“感训”，即送入感训所，这里的主要“业务”是集中营，对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进行长期羁押。高邮县感训所设在县政府后面的“中山公园（今人民公园）”内，县副参议长王宇清担任感训所所长。感训所前后“感训”过约1500人，凡被感训的，期满后须办理自首、具保手续，方能获释。

　　对于坚决“不合作”，不向反动派低头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会审后由县警察局于夜间，拉到东门外杀害。

　　1948年底，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进行，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对国民党方面越来越不利。肉眼可见，国民党是要完了的节奏了，高邮县城更岌岌可危，随时有被解放的可能。

　　不过此时的吴曾传，还心存幻想。觉得江北保不住了，国民党毕竟还有百万大军，有美国人的支持，保住江南半壁江山，当不在话下。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到时候国共两家，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

　　淮海战役，缴获的黄百韬照片和胸章

　　为此，吴曾传在长江南岸的镇江，买了处宅子，把老婆孩子，还有大件家具，都从高邮搬过去。他也频繁往来于两座城市之间，准备“后手”。吴曾传早不是当年了，他也有私心了，觉得努力工作半辈子，到头来啥也不是，啥也没挣下，“革命”为了啥？我爱“党国”，“党国”爱我吗？是该为自己，为老婆孩子做点事了！

　　用他的话说，在高邮解放前夕，“我像蚂蚱一样蹦跳于镇江、高邮之间，殊不知已到秋后。”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吴曾传曾经崇拜不已的“当世名将”黄百韬，在去年11月22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即殒命碾庄，全军覆没。

　　高邮室，吴曾传早就交代给手下的情报科长代管，他躲在镇江家里，等待“靴子落地”——高邮解放的最终来临。

　　淮海战役，俘虏战犯杜聿明后，进行交接的收条

　　1月19日，高邮解放（第二次）。25日，扬州解放。很快，长江以北的江苏地区，除沿江个别集镇外，已全部解放。

　　南京估计也保不住了，一些重要机关，只留少部分人员看守，各部门大员和重要机密文件，大都迁往广州或台湾去了。那些调门越高的，此时都想方设法，各种借口，躲得远远的。甚至有朋友私下吐槽，人家已经在美国存了多少美元、黄金，随时准备中国不保，去美国当“白华”。如今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你还不准备跑路？

　　吴曾传不得不考虑起下一步棋怎么走？但他的内心深处还在挣扎，明知“固守江南”已不可能，但犹存侥幸心理，希望暂寓镇江，或许能保无虞！美国人真的不管我们了？抗战那会儿，不比现在苦难，我们都熬过来了。蒋先生吉人天相，终究会带领我们，熬过去的！

　　于此同时，中统江苏省室也在做“应变”准备，准备以无锡为基点，加强在江南地区的控制。为此，调吴曾传为无锡专员，全权负责无锡县室工作。

　　一名国民党干部，1941年，（美）迈登斯 摄

　　南京中统局（此时早已改名“党通局”）本部，总务处处长陈庆斋还在给吴曾传大灌“鸡汤”，说太湖地区的形势，目前非常稳定，我们又抓杀了多少人，共产党和“亲共分子”基本荡然无存！

　　一听长官这么说，吴曾传原本提到嗓子眼的紧张放下来了，看来形势没那么紧张，有些人就是听风是雨，风声鹤唳，其实庸人自扰之。随后，吴曾传并没有着急到无锡上任，而是返回镇江家中，安安稳稳过了个年，才去无锡接手工作。

　　到了无锡，原太湖地区室兼无锡县室主任汤忠华，对吴曾传非常不满意，觉得后者是来抢地盘的。自己经营多年，打下这么好的基础，如今上级长官为了内斗，都这般光景了，还要搞我？所以，其他都交出来，人事关系却不交，还忽悠吴曾传，咱们应该合并办公。这样既能集中力量，形成合力，万一江南弃守，也方便咱俩一起跑。

　　一名国民党干部，1941年，（美）迈登斯 摄

　　此时的汤忠华，也对国民党失望透顶了，他对吴曾传说：“人家都准备好跑路了，你还来无锡作死干啥？心眼活泛点，万一无锡不保，千万别留下，必须离开无锡，决不能落入共产党之手。我们中统跟共产党冤仇最深，人家不可能饶过我们。最好同去台湾或香港，万一去不成，则先逃到大后方去，以后再定行止。”

　　汤忠华是老中统了，形势远比吴曾传看得透彻，消息也更灵通，一番肺腑之言，说得吴曾传这才明白，自己被长官拿来，当枪使了，都什么时候，还热衷此道，国民党不亡，天理不容啊！

　　索性好人做到底，汤忠华还把自己的逃跑路线和各种“资源”，合盘脱出，毫不隐瞒，还表示天涯海角，都带着吴曾传走，两家人共进退。

　　1949年4月21日，吴曾传通过自己的渠道，听说江阴炮台起义的消息，赶紧和汤忠华，送家属上火车去上海。然后，俩人开着无锡县室唯一那辆轿车，丢下工作和人员，直奔上海。

　　等待乘机南逃的国民党官员及其家眷，1948年，北平

　　到了上海，他们又找中统上海办事处联系，准备搭乘飞机，同去台湾。却被告知，飞机座位不够分，留在上海等飞机，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说白了，在长官看来，你们都是活死人，没有价值的小玩闹。

　　汤忠华明白得快，告诉吴曾传，赶紧跑，再耽搁下去，杭州也保不住了。杭州如果保不住，解放军就会截断浙赣铁路，由上海逃到大西南的计划，就得告吹，到时候我们既去不成台湾，也到不了西南地区，只能束手待擒。因此，必须争取时间，搭火车取道杭州，先到株洲，再转柳州。柳州湘桂黔铁路局的会计处长，是汤忠华的至亲，可以依靠。

　　总之，赶紧离开上海这个是非地，越快越好！

　　一处蒋介石画像的涂鸦，（美）迈登斯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