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元浩|辩证法在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中的运用

　　【摘  要】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体现出深刻的“辩证法”：强调在国际大联合中建立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政党，坚持党的纲领路线和灵活运用策略相统一，在开展党内斗争中实现党的团结统一，发扬党内民主和严明党的纪律，维护领袖权威与反对个人崇拜等。这些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形成作出了独特贡献，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关键词】恩格斯  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辩证法

　　阅读导引

　　一、在国际大联合中建立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政党

　　二、坚持党的纲领路线和灵活运用策略相统一

　　三、在开展党内斗争中实现党的团结统一

　　四、发扬党内民主和严明党的纪律

　　五、维护领袖权威与反对个人崇拜

　　恩格斯虽然自谦为“第二小提琴手”，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形成作出了独特贡献。实际上，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指导了各国工人阶级运动，共同参与了无产阶级建党活动，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成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欧洲社会党人的顾问和领导者”，独自肩负起指导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斗争的重任，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考察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可以发现其中充分体现出辩证法的运用，体现出其在实践洞察基础上深邃的哲学思辨性。

　　一、在国际大联合中建立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政党

　　19世纪40年代初，恩格斯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深入调查后写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最先阐明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实现解放的根本途径。但这篇文献中还未涉及工人阶级组建政党的问题。随着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恩格斯逐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解放并非自发的，其成熟与否的标志在于能否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1889年，恩格斯在写给特里尔的信中阐明了他和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恩格斯之所以说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是他和马克思从1847年之后就坚持的，大概是因为正是那一年，他和马克思参与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诞生，工人运动开启了政党组织化的时代。

　　随着国际自由贸易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逐渐意识到要实现国际联合。1847年6月，由正义者同盟改组而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因故未能参会，恩格斯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并为同盟起草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共产主义者同盟带有鲜明的国际主义的性质，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正如马克思恩格斯为同盟起草的纲领《共产党宣言》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恩格斯直到晚年也始终坚持这个观点：“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无论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还是其后的国际工人协会，其目的都在于实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解放，而若忽视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兄弟团结和国际联合，必将“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种国际大联合的国际主义精神深刻影响了其后的共产主义运动。但即便如此，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也并非凌驾于各国工人运动之上，各国工人阶级的“直接斗争舞台是本国”，“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因此，在恩格斯看来，各国工人阶级既要实现国际大联合、不能单打独斗，同时也要保持相对独立性，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开展工人运动。

　　国际工人协会解散后，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重点逐渐转向各个民族国家内部。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得出要在各个民族国家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结论。他指出：“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实际上，早在1865年，恩格斯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中就提出在德国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设想。1869年，这一设想成为现实，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政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随后，奥地利、丹麦、西班牙、法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纷纷成立了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恩格斯高度重视这些民族国家内部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状况，并亲自领导和参与其中，如参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合并和重建工作，为法国工人党起草党纲等等，并对这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宗派行为开展了斗争。

　　面对一些国家政党的领导人急于恢复国际的提议，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赞同。恩格斯在回顾同盟和第一国际历史并解释国际解散原因时指出，正是基于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的发展壮大，“以致不仅它那狭窄的第一个形式即秘密同盟，而且连它那更广泛无比的第二个形式即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对它来说也成为一种桎梏了”。1874年9月，恩格斯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在肯定第一国际历史贡献的同时，明确指出“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因为无产阶级运动广泛和深入，想要实现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联盟即成立新的国际“已不可能了”。1886年，恩格斯在《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中更是明确指出：“国际不再需要原来意义上的组织了”“国际依然活着并且日益壮大。”这里“国际依然活着”指的并非国际的组织纽带，而是各国工人阶级在自由联合和团结中的国际主义精神。有学者说恩格斯始终倡导和建议成立第二国际，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恩格斯在与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伯恩斯坦等人的通信中都表达过不要急于再次成立国际的想法。第二国际之所以成立，其直接原因是避免法国可能派、英国社会党人联盟等机会主义组织成立新的国际而使得国际共运领导权旁落。但直到恩格斯逝世，第二国际也没有任何国际机构、统一的纲领和章程，没有正式的机关报刊。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坚持国际联合的原则的同时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自主。不仅要每个国家成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而且每个政党应该要有自己的政策，根据本国国情采取各自的斗争形式。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一个党不能强行要求别的党“跟它走”，而应当采取平等协商的原则。

　　二、坚持党的纲领路线和灵活运用策略相统一

　　党的纲领是判别一个政党性质最显著的标志，关乎到党的历史使命和价值目标。恩格斯认为，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党的最高纲领和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不仅是美好愿望，而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正确理论基础之上的。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运动矛盾规律，发现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因而得出“两个必然”结论。当然，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理想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分阶段的，这就需要党根据不同阶段的革命性质制定相应的政治路线。无产阶级政党需要开展政治革命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和政权形式。但与资产阶级政党只满足于执掌政权不同，政治革命的胜利并非无产阶级政党奋斗的全部和终点。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社会矛盾运动依然发生作用，因此需要不断变革和完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最终的方向是什么呢？恩格斯也作了明确回答：“社会革命将以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而告终，别的可能性是不会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一次革命论”和单纯的“政治革命论”者，他们还有着更宏大的社会革命理想，所秉承的是“不断革命论”，而最终的目标就是共产主义。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党的纲领能否实现需要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提供支撑。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策略问题进行了很多论述。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同纲领和最高理想是相同的，但是达到这一理想彼岸的具体道路、方法、步骤和策略是不同的，需要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客观环境具体制定，“政策的细节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有所不同。”而怎么评判策略的成效呢？恩格斯说：“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当然这种策略必须符合无产阶级政党纲领，而非无原则的机会主义策略。

　　在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政党策略问题集中表现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形式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19世纪70、80年代，无产阶级的斗争条件和环境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资本主义日益向垄断发展，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资产阶级力量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面对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资产阶级调整了策略，实行了普选权。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政党是不间断地发动起义进行暴力革命还是利用一切合法斗争手段以争取群众？德国社会民主党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其结果是党的群众支持得到迅速发展，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害怕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合法形式夺取政权。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德国党利用合法斗争给予了肯定，认为德国党利用普选权是“一件新的武器”“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要使选举权“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恩格斯甚至对德国党利用议会斗争形式夺取政权进行了设想，但他始终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利用合法斗争手段的同时不能放弃暴力革命的手段。恩格斯指出：“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一旦统治者要用暴力来对付我们，我们就要“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因此，对于恩格斯而言，重要的是必须根据无产阶级面临的斗争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斗争策略和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斗争从暴力革命转向议会选举。后来，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认为恩格斯晚年已经转向和平过渡和民主社会主义，这是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严重歪曲。事实上是，1895年4月，当《前进报》发表社论断章取义摘选恩格斯发表的《导言》造成恩格斯放弃暴力革命思想的印象时，恩格斯非常愤慨，要求全文发表，“以消除这个可耻的印象”，并指出：“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对我只字未提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

　　实践证明，党的纲领路线和灵活运用策略缺一不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程中，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对待路线和策略的态度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过度重视具体策略而背离党的纲领，二是重视纲领路线但采取教条主义态度。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工人政党最终滑向修正主义道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将斗争策略的重要性置于党的纲领之上，即认为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也能实现社会主义，最终造成了欧洲地区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分裂，这不吝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惨痛教训。

　　三、在开展党内斗争中实现党的团结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将团结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基本原则”，指出“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然而，无产阶级政党追求的不是无原则的团结。那种放弃原则不惜任何代价求得的团结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遭致失败。只有坚持党的纲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基础上的团结才是真正巩固的团结。恩格斯在总结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经验时得出以下结论：“一个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党内矛盾和斗争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收买政策和对工人运动策略的变化，极易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引起分歧和斗争，加上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并不成熟，党内容易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从而导致组织分裂。恩格斯是革命的一生，也是斗争的一生，对党内错误思想和宗派组织斗争倾注心血。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恩格斯就同马克思一道，在对正义者同盟中魏特林平均共产主义和克利盖“真正社会主义”思想的斗争中确立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并实现对正义者同盟的成功改组。在第一国际时期，恩格斯和马克思先后对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和拉萨尔主义以及巴枯宁主义展开斗争。在第二国际时期，恩格斯对无政府主义和德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这些斗争对推动无产阶级政党团结统一和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存在重大原则的严重分歧却想谋求合并时，恩格斯明确强调不能拿原则做交易，“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他在写给倍倍尔的信中指出：“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在两派合并后，由于缺乏统一的思想基础，党内机会主义思潮开始泛滥，杜林以“革新科学”为旗号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对此，恩格斯花了两年时间写了《反杜林论》一书，清除了德国党内杜林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为端正党的路线、提高党的威信、壮大党的组织提供了理论支撑。除了与机会主义与宗派主义作斗争，恩格斯还积极同党内的不良习气斗争。

　　如何通过党内斗争来实现党的团结统一呢？恩格斯提出了处理党内斗争和矛盾的一系列方法原则。第一，要坚持党的纲领和革命原则。恩格斯明确告诫党内同志：“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什么是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这就是党的纲领和革命原则。第二，必须采取认真严肃的态度，党内斗争事关党的思想和路线统一，切不可草率行事，更不能成为私人争吵。第三，要注重从理论上肃清错误思想。从恩格斯的历次党内斗争经历可以看出，他主要是从反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角度进行斗争的，思想和理论的斗争是党内斗争的主要形式。为此，恩格斯躬身力行，针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他写下《论权威》《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针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出现了杜林的错误理论和党内关于住宅的错误观点，恩格斯写下《反杜林论》《论住宅问题》等；针对第二国际内部在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错误，他写下《法德农民问题》等，对这些错误论调从理论上进行有力驳斥和批判。第四，要注意斗争策略。党内斗争要有正确的策略。恩格斯曾在给倍倍尔的信中阐述过对机会主义斗争的策略：在他们没有彻底暴露之前，“采用纯防御的策略是最好的策略”，而当他们彻底暴露之后，要“发射速决的、毁灭性的炮火”。即党内斗争必须要充分运用有利时机，根据不同环境和条件采取不同策略。第五，组织处理要慎重。在恩格斯看来，党内斗争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在涉及对人的处理上，“只有举出昭然若揭、证据确凿的卑鄙行为和叛变行为的事实（明显的行为），才能开除”。第六，对造成党内宗派和组织分裂的，要坚决斗争、严格打击，和他们进行“彻底决裂”。恩格斯认为，宗派主义极大地危害到党的团结，必须坚决反对。他亲自参与到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中，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提出“反对权威主义”试图造成分裂，主张改组国际、取消总委员会，恩格斯参加在海牙召开的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作了报告，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巴枯宁主义者的阴谋活动。大会讨论了恩格斯的报告后通过决议，决定把巴枯宁及其宗派分子开除出国际。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关于党内斗争和团结的思想处处体现着“辩证法”：无产阶级追求团结统一，但追求的是有原则的、遵循革命纲领的统一；无产阶级必须要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即主要是思想和路线斗争，注重斗争策略，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加强教育，但一旦涉及到组织分裂和宗派行为，必须予以坚决打击以维护党的团结。

　　四、发扬党内民主和严明党的纪律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自诞生之日起就强调党内民主。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拟定的章程中，明确规定“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同盟的各级组织和领导成员均须“选举产生”，恩格斯强调“我们必须在民主的范围内团结一致”。1885年，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回顾总结：“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民主原则一直贯穿共产主义者同盟和此后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党内生活的重要内容。

　　民主原则不仅仅意味着多数决选举，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党内自由讨论和批评是实现党内民主的重要形式。一方面，要完善党的代表大会等民主制度，定期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发表意见和建议，讨论和决定党的重大问题。恩格斯指出：“应当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让全党哪怕一年有一次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一般说来也是重要的”，这实际上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的思想，为后来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早期党代会年会制和中国共产党六大之前的党代会年会制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要允许和鼓励党内批评。恩格斯认为，尖锐批判现存社会是工人运动的基础，工人阶级内部更不应该有禁止争论、压制批评的现象。他深刻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党内的批评一定是彻底的、深刻的而非无关痛痒的，“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最坦率的”，只有经过批评和争论，党内才能弥合分歧，达成一致。而党的领导者要勇于容纳不同意见，“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少来点普鲁士作风。”同时，无产阶级政党要勇于自我批评，恩格斯认为，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他在谈到党内一些同志对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的顾虑时指出，担心会给敌人提供“武器”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恶意诽谤是任何理由都可以进行的，而自我批评只会弱化敌人的进攻锋芒：“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够这样做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啊”，“我们是唯一能够这样做的政党”。恩格斯甚至还设想创办特定的党内刊物进行批评。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为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党内要民主，同时也要有纪律。缺乏纪律，无产阶级将“一事无成”。针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反对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权威、强调每个党员每个支部的绝对自治权，甚至可以不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恩格斯写了《论权威》等文章，论证了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的重要性。恩格斯认为，在工业化大生产时代，分工复杂化和联合活动导致组织起来成为必须，而组织起来的前提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作为肩负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政党，更加需要权威和集中，因为分散主义必将导致失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强调：“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恩格斯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即便是党内允许自由讨论和批评也并非毫无节制，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守党的纪律和共同原则，只能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否则，党就容易变成私人的俱乐部，缺乏战斗力量。此外，恩格斯并未否定基层自治和民主的意义，而是强调不能把自治、民主与权威和集中对立起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由此，恩格斯既强调党内的集中统一和党的纪律，也赞同党内必须要能够允许讨论和批评并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在这里，恩格斯虽然没有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但是却蕴含着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理念，为后来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五、维护领袖权威与反对个人崇拜

　　如果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为了反对密谋家团体的绝对集中制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侧重强调民主原则，那么在国际工人协会时期，为了反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则集中论述了加强权威和统一领导的重要性。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巴枯宁建立秘密政治团体“国际兄弟同盟”，宣扬无政府主义。1872年，巴枯宁集团召开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组成反权威主义国际，出版《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主张绝对个人自由和完全组织自治。为了反对巴枯宁主义，恩格斯先后写了《论权威》《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著作。恩格斯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论述了权威的作用和意义。要从事革命运动的无产阶级政党，要使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指向同一方向，没有权威和集中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这种权威和集中体现在哪里呢？一方面，是中央的权威。恩格斯指出，联合会要把权力给予联合会委员会，并且最终给予总委员会，否则“联合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是必要的，分散将导致失败。只有中央有权威，党的各级组织才可能有权威。另一方面，是领袖的权威。恩格斯用航行在大海中的船举例，“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并称这是“专断的权威”。当然，党的中央组织和党的领袖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这种权威是基于授权基础上的、必须对全党负责。

　　然而，在赋予领袖足够权威的同时，也要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党内平等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建党之初就确立的。恩格斯和马克思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就明确表示了对拉萨尔个人崇拜的批判，要求删去章程中一切促成盲目崇拜权威人物的内容。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恩格斯自己也以身作则。在普列汉诺夫尊称他为“导师”时，他在回信中说：“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恩格斯反对别人为他祝寿，他指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恩格斯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还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人物李卜克内西对党内事务中“独断专行”、未听取党内不同意见进行批判，认为这种做法会破坏党内民主和党的团结。对于恩格斯而言，个人迷信颠倒了领袖和群众、领袖和党等一系列关系，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与唯物史观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主体。杰出人物是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产生的，其推动历史进程并非独自完成的，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依靠整个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对历史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同时，党的领袖必须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恩格斯甚至表示要“进行最严格的监督”。

　　正确对待党的领袖，还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人员的培养和更替问题。党内领导人员的新老交替是正常现象，而无产阶级政党培养和选拔党的领导人员是有严格标准和原则的。恩格斯批评了德国党内一些以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青年派”，揭露了“青年派”急于担任领袖的奢望和企图分裂党的错误立场，指出他们只是接受过“学院式的教育”但缺乏严格的党内斗争锻炼，而“真正的领袖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恩格斯认为，要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仅靠写作才能和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不仅应当从当兵（即基层）做起，还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从恩格斯的论述可以看出，党的领导人员需要德才兼备，同时需要经过严格复杂的斗争环境考验，是在斗争中自然成长起来的。

　　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中的“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作出了独特重要贡献，很多思想成为日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为无产阶级政党追求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提供了重要思想理论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