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晴山数字集体农场的悲剧

　　布晴山数字集体农场，是一群不愿被老板剥削打压的青年创立的。他们来自城市，也来自乡村，有人曾经在大厂打工，有人在高校从事理论研究，还有人是土地的子孙，长年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聚到一起，是为了一个朴素的想法：能不能不靠剥削、不靠压榨、不靠雇佣关系，就靠人和人之间的互助，靠平等的分配和共同的劳动，建立一种不属于市场、不归于资本的新生活。他们将这个想法称为“数字集体农场”，既意味着共享和协作的劳动组织，颇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味道。

　　起初，这一设想鼓舞着所有人，包括旁观的无产者。有人说他们“实干派”，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他们在社交平台上记录下集体种植的过程、粮食分配的机制、技术人员如何搭建数据采集设备、管理系统如何保持平等运行。有人看了激动不已，也有人感到疑惑。可不管怎样，这些年轻人以为，他们真的走出了“新路”。

　　直到有一天，乡镇干部来了。说是“手续不全”。说是“农用地不能建房”。说是养鸡场“合作社没有依法登记”。文件一摞摞，话说得也不重，但口气坚定：“限期整改，否则依法处理。”有人当即去镇上协调，有人翻出法条条文，有人说要请律师。可无论如何，结果早已注定。几周后，布晴山农场的集体住房被拆，设备被拖走，土地重新划归村集体经营管理。那一群空想社会主义者散了，带着委屈，也带着愤怒。

　　这不是第一次了。

　　在此之前，在国内也好，国外也罢，许多类似尝试都遭遇过类似命运。从70年代欧美的“公社运动”，到中国一些高校毕业生自发下乡建立“新农村实验基地”，再到近年全国各地陆续出现的“青年返乡实践点”，只要它们脱离国家支持体系、自行组织，就迟早被“手续问题”“安全风险”“经济效率”之类的借口所终结。为什么？难道问题真的是“手续”？不，是因为你绕开了一个根本性的前提——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句口号。它不是谁当了领导、谁是工农子弟这么简单。它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政治权力归属问题。任何想要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首先都要有政治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必须在一个真正由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政权之下，在法律、制度、文化乃至行政资源等一系列力量的保障中，才能稳健地推进社会化的经济建设。否则，在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仍然运转的地方，你就始终是“违规”“违法”“不合规”的。

　　布晴山农场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勤奋，不够智慧，也不是因为他们的集体经济模式有什么“天然缺陷”，而是因为他们在一块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上，试图实践社会主义。他们越是贴近人民，越是拒绝雇佣关系，越是强调平等与公有，就越是与资本秩序发生冲突。在这个秩序里，土地是商品，劳动是商品，组织结构要服从资本的逻辑，哪怕你不是老板，你也要像老板那样经营——否则你就是“不合法”的。

　　这一点，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从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各类“理想村庄”实验，到20世纪初各种“工人合作社”纷纷夭折，再到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改革、新中国人民公社的兴衰，都在一再说明一个问题：集体经济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要靠无产阶级专政来保障。

　　试图绕过这个前提，就会像布晴山农场一样，走不出资本的围墙。

　　农民本身不是无产阶级。他们是小生产者，他们生产的是商品，是靠自己的劳动谋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天然就反对资本主义。在资本的压力之下，小农最容易走向两极：一部分破产沦为雇佣工人，另一部分变成富农、雇主。在没有国家调控、没有政权介入的情况下，哪怕是一个看似“平等互助”的农场，也迟早会因收入差异、劳动能力差异、管理资源差异而分化出新的阶级关系。

　　布晴山的年轻人也许设想过要如何避免这种分化：用协商来代替强制，用系统管理来代替人治。但他们低估了市场规律对组织的腐蚀力量。当他们需要购买农机、需要销售农产品、需要采购外来物资时，他们就必须面对价格、税收、合同、资质这一整套资本制度。只要这个体系是围绕私有制、逐利机制和权力排他构建的，那么任何一种基于“非剥削”的组织，都只能靠边站。

　　所以，问题不在于“手续”是否完备，而在于权力的性质。只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才能真正打破市场中那些看似中性的“规则”，才能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保驾护航。这不仅仅是盖个章、发个证的问题，而是政治斗争，是阶级对抗。

　　当年，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是从“共识”中诞生的，而是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形成的。国家用武力打击富农、剥夺地主、强制推行集体化，虽然方式粗糙，但政治方向明确：要打破个体经济的碎片化，要把农业纳入国家统一计划。新中国的人民公社也不是靠理想感召建成的，而是靠党的领导、靠计划体制、靠群众路线来运行。它们有问题，有局限，但它们至少是建立在政权基础上的。

　　今天，布晴山农场式的实践再次提醒我们：离开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社会主义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在形式上可以模仿，在内容上却无法支撑。一旦遇到现实的土地审批、财税监管、组织法条，就会被一刀切地排除。

　　那我们是不是就什么也做不了？不。

　　关键是要搞清楚，斗争的方向不是去“合法化”这些组织，而是去争取政治权力，为这些组织赢得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空间。无产者要组织起来，不只是为了一块地、一间房、一顿饭，更是为了夺回社会的主导权。先有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法律，自己的警察，自己的财政，才可能有自己的农庄、工厂和学校。

　　离开这一点，社会主义只能沦为一种道德愿景。

　　所以布晴山不是“失败”，而是一次现实的教育。它告诉那些热血的青年，那些不愿意做资本奴隶的劳动者：社会主义不是靠种地就能实现的，它首先是一个政权问题，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倒性胜利问题。只有先赢下这个问题，才谈得上粮食、住房、生产、分配。

　　当今的社会主义实践，不应当再重复布晴山的弯路，而应当立足于建立起真正的无产阶级国家。否则，不管我们今天建起多少个“布晴山”，明天都会因为“手续不全”而被连根拔除。

　　真正的问题，不在山里，而在北京、在各省市县的权力结构中。要改变它，不能靠实验田，而要靠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等谁“带领”，而是从最基本的日常中开始的。工人要组织工会，不是为了多一点工资，而是为了建立自己在生产中的权威；农民要联合起来，不是为了多卖点粮，而是为了拥有对土地和粮食的决定权；学生要反对升学压力和教育商品化，不是为了自己考得更好，而是为了让知识不再为资本服务；青年知识分子要走向工农群众，不是为了“下沉体验”，而是为了把自己与人民的命运真正绑在一起。

　　一个一个斗争结合在一起，才可能构成一个真正的阶级力量，进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政权。在那样的政权下，布晴山农场就不再是“手续不全”的乌托邦，而将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种子，是亿万劳动者共同命运的发端。

　　社会主义绝不是实验性质的拼图游戏，而是一种彻底的社会转型，是一次阶级力量的集中与再分配。只有确立了无产阶级政权，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打破“合法性”与“效率”这类资本主义评判标准的钳制。在这个意义上，布晴山农场的遭遇并不是终点，而是一种提醒。

　　我们不应以退却来回应镇压，而应以更清晰的政治纲领和组织斗争来迎战资本的体系。土地的斗争，生产的斗争，组织的斗争，归根到底都是权力的斗争。社会主义不是退居边角的补丁制度，而是要取代整个旧秩序，重建一套新的社会结构。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不能幻想通过“兼容”实现胜利，必须正视敌人，组织力量，进攻。

　　布晴山数字集体农场的失败，归根到底，是一场在错误历史阶段、错误社会结构下发起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它让我们再次清醒地认识到：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资本主导一切资源调配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单位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不是“做法有问题”，而是方向错了。不是“热情不够”，而是力量不对。不是“手续未完”，而是政权未得。

　　社会主义不是善意之间的契约，也不是协商下的平等；社会主义首先是权力的再分配，是生产关系的根本革命，是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是由工人阶级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机器，来打破资本积累的根本逻辑。

　　我们必须承认，离开无产阶级专政，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空中楼阁。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一种权力形式，更是一种阶级力量的集中，是在法律、军队、财政、土地、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系统地打碎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工具。如果没有这个工具，任何对社会关系的“实验”最终都会被现存制度当作“违规组织”清除掉。

　　布晴山事件给无产阶级以沉痛的启示：我们不能靠模仿社会主义的表象来争得未来，不能把革命当成一种生活方式，不能把组织当成一种体验艺术。我们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个政治斗争问题，而不是一个经营管理问题。是夺权问题，而不是效率问题。是阶级斗争的继续，而不是文明协作的升级。

　　这个世界不缺种地的人，不缺能吃苦、讲平等、有理想的青年。它缺的是一个能保护他们、组织他们、引导他们彻底改造社会结构的无产阶级政权。缺的是一条清晰的政治道路，一种有力的组织形式，一种真正能够团结起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共同战斗的阶级纲领。

　　今天，我们谈论布晴山，不是为了哀悼，更不是为了复制它的模式，而是为了用它的失败告诉全体劳动者：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你的土地、你的劳动、你的组织，都只能是市场里的一个变量，是行政权力眼中的不稳定因素，是随时可以取缔的“非法存在”。社会主义的起点，不是农场，而是政权；不是组织形式，而是阶级方向。

　　正如列宁所说：“只有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把国家变成手中工具，才能根本打破旧有的社会关系，推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布晴山用自身的解体提醒我们：革命不是情怀，是斗争；不是希望，是力量；不是做出榜样，而是取得胜利。

　　唯有彻底的阶级斗争，才能打开历史的缺口。唯有建设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障社会主义经济的生根发芽。这个世界不属于那些合法合规的梦想，它终将属于敢于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无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