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寻乌调查》：传家宝的来历与价值

　　在历史的尘埃之下，总有那么几件传家宝，它们或许貌不惊人，没有金玉的华彩，却因浸润了先辈的血汗与智慧，承载着一个家族、一个民族的记忆与精神，而显得无比珍贵。《寻乌调查》，就是这样一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当我们今天拂去岁月的浮尘，重读这份写于1930年5月的泛黄文献，指尖触碰到的，不仅仅是密密麻麻的文字，更是中国革命在迷雾中摸索前行时，一位伟大探索者心跳的律动与思想的闪光。

　　故事，要从1930年的春天说起。那时的中国，风雨如晦，革命正经历着严酷的考验。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又在赣南闽西的土地上扎根，但前路依旧漫漫。对于如何在这片古老而复杂的土地上取得胜利，党内充满了争论，也弥漫着迷惘。许多人习惯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奉为圭臬，将苏联的城市暴动经验视为唯一的“正途”。然而，毛泽东，这位始终坚持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中国大地的革命者，却深感不安。他在《寻乌调查》的开篇，以一种近乎痛切的笔触，追忆了自己失去的几次系统调查——那些存放在爱人杨开慧处、在井冈山托付给朋友的珍贵资料，都已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散失。

　　“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这不是寻常的惋惜，而是一位战略家对失去“作战地图”的锥心之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于中国的富农问题，他坦承“还没有全般了解”；对于商业状况，他更是直言自己“完全是门外汉”。这种坦诚，恰恰是一位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之处。他深知，革命的蓝图，不可能凭空想象，更不能照搬照抄，它只能从中国最真实、最鲜活的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

　　于是，他选择了寻乌。这个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小县城，如同一滴水，可以折射出整个中国的太阳。这里是多种经济形态的交汇点，是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缩影。在著名的“陂头会议”之后，“汀州会议”之前，红四军的部队在寻乌、安远、平远一带发动群众，这给了毛泽东一个宝贵的空隙。他下定决心，要在这里“下大力”，解剖这只麻雀。

　　这便有了那场持续了“十多天”的调查会。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巡视，也不是一次居高临下的听取汇报。我们仿佛能看到当年的情景：在寻乌一间普通的屋子里，以毛泽东为主席和记录员，围坐着十一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这里有党的书记古柏，一位出身破产小地主家庭的中学生；有五十九岁、曾任县商会会长的杂货店主郭友梅；有五十一岁的贫农、时任县苏维埃职员的范大明；还有做过铸铁工、当过兵、经历复杂的赵镜清……他们，就是寻乌的“活字典”。

　　毛泽东以极大的耐心和谦逊，像一名小学生，向这些来自实践一线的人们请教。他后来深情地回忆：“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这份调查报告，从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网络，到商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盐、油、豆、屠坊、酒、水货，再到人口成分、阶级关系、土地状况、剥削形态，无不记录得细致入微。其详尽程度令人惊叹，小到一斤鸡、一头牛的市价，大到各阶层的政治态度；细到一家杂货店的商品清单，深到高利贷、典当背后“吃人”的社会关系。

　　这便是这件传家宝的“来历”——它源于对革命现实的深切忧思，源于对调查研究的执着信念，源于深入群众、甘当小学生的谦逊姿态。它不是在书斋里写就的，而是在中国的泥土里“刨”出来的。

　　那么，它的“价值”又在何处？

　　首先，在当时，它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导航图”。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第一次真正搞清了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复杂面貌和经济关系。他不再将“富农”视为一个模糊的、抽象的概念，而是清晰地看到他们内部的差异、他们与地主和贫农的复杂联系、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他明白了，在寻乌这样的地方，商业不仅仅是商品流通，它深刻地塑造着地方的政治生态，影响着不同阶层人们的生计与命运。这些第一手的、鲜活的材料，使得他能够制定出更为精准和切合实际的土地政策与商业政策，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独创性道路的最终确立，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可以说，没有寻乌调查这样深入的解剖，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而对于今天的我们，这份传家宝的价值，更是历久弥新，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它至少教会我们三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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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真正的“实事求是”？

　　不是从文件到文件，从概念到概念，而是沉下去，一头扎进活生生的现实中去。正如毛泽东所言：“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寻乌调查》本身就是对“实事求是”最完美的诠释。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引经据典，而在于对第一手材料的掌握和分析，在于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洞察。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观念纷飞的时代，这种精神尤其可贵。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挑战，我们是否也能像当年的毛泽东一样，沉下心来，去做一番“寻乌调查”式的研究？

　　2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一种世界观。毛泽东在寻乌，不是以领导者自居，而是以学生的身份，向郭友梅、范大明等普通人学习。他相信，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真正的知识蕴含在他们中间。这种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和由衷信赖，是我们事业无往而不胜的力量源泉。今天，我们的一切决策和工作，是否真正听取了群众的呼声，反映了群众的意愿，解决了群众的难题？《寻乌调查》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我们的初心。

　　3

　　《寻乌调查》的实践，本质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尝试。面对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和党内“本本主义”的巨大压力，毛泽东没有盲从，也没有动摇。他坚信，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了解中国国情出发。寻乌这个小县城的调查，给了他挑战“本本”、开创自己道路的底气和智慧。正是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让中国革命摆脱了外部的束缚，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光明大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这种敢于走自己道路的坚定信念，依然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重读《寻乌调查》，我们读到的不只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方法、一种精神、一种智慧。这份写在近一个世纪前的调查报告，早已超越了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成为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利器。

　　它如同一位饱经沧桑而又目光如炬的老者，无声地告诫着我们：脚下有泥，心中才有底；问计于民，事业才有根。这，就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永远值得我们“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