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原纪录||南洋华侨团结抗日体现爱国情怀

　　●街头的小贩也参与义卖，筹措援华抗日基金。

　　2006年6月22日刊登

　　日寇发动侵华战争，砂劳越华社际此“国难当前”的关键性时刻，呈现了空前的大团结，众口齐声谴责侵略者的滔天暴行，从殷商到普罗大众都慷慨解囊，献金援华抗日，充分显现当时华人的爱国情和同胞爱。

　　南洋华侨团结抗日 体现爱国情怀

　　穷兵黩武的日本军国主义，藉1937年的七七事变向华展开全面侵略战争后，不到两个月时间，砂劳越各城镇的华人便成立了筹账会，筹募义款支援中国抗日，特别是古晋、诗巫和美里三大市镇，在当地中华商会等华人社团的带头发动下，筹账会于募款和招募青年返华抗日的工作，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单是1938年，就已筹得了近百万元的义款，其中古晋捐获现款卅万元，购买中国银行的公债达十五万元，诗巫也筹得卅万元现金，美里亦贡献了六万多元的义款，过后各城镇的筹账会，继续推动各项募款活动，总共筹账了数百万元之谱，毫不逊色于南洋其他地区。

　　召开“南洋华侨大会”

　　中日战事一发不能收拾，到了1938年，战火迅速伸延到中华大地的各个省份，南洋华侨心系祖国之安危，决定加大对华支援的力度，并有需要成立统一的机构来主持抗日救亡的大局，因而新加坡的爱国商人陈嘉庚，出面广邀邻国各地的筹账会，推派代表出席于1938年十月十日，假当地华侨中学礼堂召开的“南洋华侨大会”。

　　总共有170名来自新加坡、马来亚、印尼、菲律宾、越南、香港、缅甸、砂劳越和沙巴的代表出席了此次的大会，而砂劳越的代表就有七位，其中包括了代表古晋的黄庆昌、黄友谦和涂耐冰，诗巫的代表为陈仲虎与刘家洙，美里则是庄有成以及杨毅英。

　　大会经讨论后，于10月12日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账祖国难民大会，简称为南侨总会，议决以陈嘉庚为首的主席团，全力策划与推动各项筹账计划、加强宣传，深化抗日援华的意识、鼓励侨胞汇款回乡、推销国货和招募侨胞回国服务，与购献救伤药品等等。

　　●客属公会大老杨棒章，在1941年应邀出任古晋筹账会的五名副主席之一。

　　●“张锦兴”宝号的掌柜，海南公会主席张运琚在1941年亦被推举为筹账会的副主席。

　　●1940年古晋四哩半中华公学的前身“培育学校”，如同其他华校般举行游艺晚会，筹募义款援华抗日，图为当晚学生所表演的节目“拍拍舞”。

　　●诗巫筹账会在1940年所发的通告。

　　实际上，古晋筹账会早在成立之初，便设有募捐组、义卖组和招募组，并各有一名组长负责推动各项工作，当中义卖组的总负责人为陈何遵，他在组员的配合下，发动古晋各华文学校的学生制作手工艺品，并交由筹账会主持义卖。

　　古晋筹账会的首届主席黄庆昌，也是砂劳越轮船公司的董事长，他同意免费借出公司现在位于河滨公园的货仓，作为临时的义卖场，让学生们的手工艺品，和各商店与各地所捐献的物品，全集中于此义卖，为筹账会筹募到为数不小的义款。

　　招募组的领导人为福建侨领黄福寿，专事招募华侨青年回国参与抗战，或提供后勤补给服务，而在黄老的大力号召下，共招募到了七十多人，他们分三批前往中国参与抗战，这批华侨机工返国服务的事迹，我们将在后面再详述，就此提过不表。

　　且说筹账会代表从新加坡返回古晋后，便与同仁等加大了工作力度，一时间形形色色的“献金救国”运动，于各个角落如火如荼的推展开来，此类募款除了由募捐组派员深入民间各地，直接向公众劝捐外，也在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下，向华裔商家征收常月捐，以及向土产商与贸易商开征进出口货捐，好象在树胶、胡椒出口时，向出口商征收若干巴仙的税捐等等，是筹账会筹募义款的一笔主要来源。

　　团结一致救济祖国

　　此外，在任的各华校校长几乎全都是筹账会义卖组的成员，他们在筹账会成立后，便受鼓励回到学校筹办各自的游艺会，以便向学生家长和公众募款，同时艺文界也不落人后的表现出爱国情怀，主办各种书画展来筹募义款。

　　体育界人士则主办埠际篮球、排球筹账赛，藉由门票的收入来为筹账会募款，而遇上“七七事变”纪念日、元旦、双十节中国国庆、孙中山生辰和忌辰等特殊日子，筹账会除了按例主办纪念或庆祝活动外，也在场举行献金比赛。

　　公众与商家所捐献的，除了现银、金饰之外，也欢迎捐献车辆，认购由筹账会代理，中国银行所发行的公债，以及征收寒衣代金等等，总之名堂众多，目的就仅有一个就是筹募义款援华抗日。

　　华侨慷慨解囊 募捐义款援华抗日

　　从1937年杪到1941年底的沦陷前，砂劳越各地在这四年中，似乎无时无刻都有各种筹款和宣传抗日的活动在进行，由筹账会领袖轮流登台喊话的时事演说会，更是从无间断，而一些学校与文娱团体，不时都会上演“街头剧”，丑化小日本的形象，和表扬中国的抗日英雄，他们还组织了宣传队或合唱团深入各乡村地区进行巡回演出，除了激励民众抗日的情绪，主要的还是疾呼他们在国难当前，慷慨解囊援助受难的同胞。

　　中国回教访问团一行人，在团长马天英的率领下，于1940年十月中旬莅访砂劳越，并在古晋、诗巫和美里的欢迎会上，痛斥日本侵略者在神州大地犯下的滔天罪行，细述了普罗大众受到残暴对待的状况，重申中国军民抗日的决心，在在的激起了民众的情绪，使筹账活动再臻另一次的高潮。

　　马天英领导的中国回教访问团，也拜会了本地的回教领袖与教友，成功争取到他们的支持，于此期间，筹账会特假座当时潮州公会在海唇街一、二号店铺楼上的旧会所礼堂，召开欢迎会与侨民大会，应邀出席者多达百馀人，会上除了有马天英团长，以及筹账会领袖的激昂演说外，也举行古晋筹账会领导人的改选。

　　侨领义不容辞

　　由于在此之前，筹账会首任主席黄庆昌业务繁忙，多数时间都留在新加坡，推动筹账会的工作，实际上是落在中华商会秘书长蔡木兴的肩头，为此赴会的代表一致推举另一侨领简长伯担任新届的主席，同时把原来的三位副主席增加至五位，除了旧有的三位留任外，另外推选客属公会的代表杨捧章，和琼州公会的代表张运琚为新的副主席。

　　新任主席简长伯，广东人，早年于西马的芙蓉发展橡胶园丘业，1930年应挚友黄叔祉之聘，前来后者于石角味源港（亦称毛源港）的“兴业树胶园”担当总经理。

　　祖籍广东佛山的黄叔祉（1888—1949），原是“黄祥华如意油药行”的第四代继承人，他后来从中国南渡到新加坡，主持药行在当地分公司的业务，后来于广利银行东主林子昭和林崧祺昆仲的介绍下，在1930年购置了石角味源港的三千多亩树胶园，随后就重金礼聘对园丘管理经验丰富的简长伯到古晋主持大局。

　　简君到任后，非但把东家的园丘打理的有条不紊，还积极参与社团活动，为广惠肇公会的主要领导之一，并被推选为古晋华侨筹账会的第二届主席，与华社领袖并肩筹款援华抗日。

　　1941年圣诞节，古晋沦陷于铁蹄下，他不久后便为日寇所逮捕，饱受酷刑折磨，于狱中不幸中风瘫痪，在光复后不久便撒手尘寰。

　　另两位新任副主席中的杨棒章（1884—1955），祖籍广东大埔百侯乡，十五岁南来，先是随父母从事木屐制造业，后来创设“泰和”布庄、万和五金，于1934年发起筹组砂劳越客属公会，成为创会会长，并被拉者委为客属侨长。

　　●砂劳越各地华校的学生，在筹账会的领导下，走上街头卖花筹募援华义款，图为诗巫的学生卖花队在出发前合影。

　　张运琚（1878—1952）海南人，为古晋“张锦兴汽水厂”的第二代掌柜，他在十六岁时，从海南岛来到古晋，投身于叔父张德显的汽水厂里当帮手，由于任劳任怨，和虚心学习的工作精神，获得叔父的信任，在后者准备返乡治病时，便把全盘生意交托予运琚君管理。

　　他在接掌汽水厂后，便全力以赴的投入经营，除了极力开拓汽水的销售网，还代理由欧洲进口的罐头食品、洋酒与杂货，生意如日中天，家财因而越积越丰，名下产业更是多不胜数，他在成为巨富后，也很照顾乡人的福利，对琼州天后庙与琼州公会亦出钱出力，因而深获同乡的拥护，被官方委为琼侨的侨长，再于1946年出任琼州公会主席，翌年更被推选为琼州公会监委会主席，从1948年至1952年谢世时，一直都担任琼州公会的名誉主席，是早期海南人社群中极受敬重的领袖。

●诗巫筹账会组织的“诗华合唱团”曾到各埠巡回演出，为中国难民筹募义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