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狠狠批判了一群叫“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这些人喜欢玩“概念游戏”,比如用“自我意识”“类本质”这些抽象词来解释世界,却不管现实中的工人怎么生活、工厂怎么运转。他们的理论看起来很高深,其实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特权秀”,用复杂的术语把普通人挡在门外,维持自己的精英地位。
两百年后的今天,情况变了吗?看看现在的学术界和文化圈,很多理论依然让人看不懂:“符号霸权”“意识形态询唤”“欲望机器”…… 这些词满天飞,看似批判资本主义的初衷还在,但不知不觉中,又走上了当年青年黑格尔派的老路。表面上是在分析社会问题,实际上是在学术圈子里玩“语言游戏”,把理论变成了少数人的智力玩具,和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这不是简单的“历史重演”,而是全球化时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策略: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暂时退潮的背景下,他们靠制造“哲学黑话”来保住自己的文化话语权,结果导致理论和实践、精英和群众的双重分裂。
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很实在,就是“现实的人在干什么”。比如“生产力”“交往形式”这些概念,都是从 19 世纪工厂里的工人、机器、市场这些真实场景中总结出来的。但现在的一些理论却反其道而行之,把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变成了“概念接龙”。
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了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让人“上瘾”的问题,这本来是好事,但他们接下来的操作让人看不懂了:不用具体分析电影公司怎么赚钱、明星效应怎么炒作,而是搬出“工具理性”“同一性思维”这些大概念,把对流行文化的批判变成了对“理性”的抽象讨伐。就像看到一个人感冒,不看他发烧咳嗽的症状,反而大谈“人体免疫系统的形而上学本质”,听起来很厉害,其实没说到点子上。
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拉康更绝,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马克思的理论“硬嫁接”,搞出“象征界 - 想象界 - 实在界”的概念三角。这不是从现实中观察人们的心理问题,而是从语言学模型里“推导”出来的。齐泽克分析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时,不去研究商品怎么定价、工人怎么被剥削,而是盯着“征兆”“剩余快感”这些概念咬文嚼字,绕来绕去把自己绕进去了。马克思早就说过这种现象:他们只是在用不同的“说法”解释同样的现实,换汤不换药。
马克思说的“历史”,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变化”,强调社会关系是随着时间发展的,比如封建社会怎么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怎么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但现在的一些理论却把“历史”扔掉了,只看“当下的结构”。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就是典型,列维-斯特劳斯研究神话,巴特分析符号,确实发现了文化现象背后的一些规律,但他们把这些规律当成了“永恒不变的公式”,不管具体的历史背景。比如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用“多元决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解释阶级斗争,好像阶级斗争就是意识形态这个“机器”在自动运转,完全忘了工人是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团结起来、反抗剥削的。
精神分析领域也一样,拉康学派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心理问题说成是“象征秩序”的普遍压抑,好像不管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人都会被这套“秩序”困住。齐泽克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引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却把它变成“符号秩序中的匮乏”问题,回避了工人被剥削剩余价值这个核心。这就好比分析一场火灾,不查起火原因和燃烧过程,只说“火的本质是能量释放”,看似科学,实则没用。
马克思用的词很实在,“生产方式”就是“怎么生产东西”,“阶级”就是“不同经济地位的人群”,一看就懂,因为这些词来自生活。但现在的理论玩起了“术语魔术”,有三种常见套路:
第一招 “旧词新解”。比如“意识形态”,马克思说的是 “统治阶级的虚假宣传”,但阿尔都塞改成“人们对现实的想象性建构”,后来后现代理论又说成“话语建构”,原来的“阶级分析”核心没了,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大筐,什么都能装。
第二招 “新词创造”。鲍德里亚发明“拟像”“消费社会”,德勒兹搞出“解辖域化”“生成-少数”,这些词在生活中根本用不上,就是学术圈的“暗号”,只有学过的人才能听懂,相信读者们一定在微信推荐的文章读到过许多,看似高深莫测,实际一想就明白了,不就是相当于给自己贴了个“精英标签”嘛。
第三招 “跨学科混搭”。把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搬到社会理论里,用神经科学的“镜像神经元”解释意识形态,听起来很“科学”,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用别的学科的术语来装高深,掩盖自己对现实的不了解。
这种 “术语拜物教”的后果是什么呢?比如“身份政治”“酷儿理论”里的“他者”“边缘”“差异”,本来和经济基础、阶级结构密切相关,但现在被无限放大,变成了纯粹的“话语游戏”。学生想进学术圈,必须先背“巴迪欧的真理程序”“朗西埃的歧见”这些概念,不然连门都进不去,就像玩游戏要先买“装备”,而不是看你有没有真本事。
马克思早就说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些概念是“历史的产物”,比如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但现在的理论却把一些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概念 “永恒化”了。
后殖民理论的 “东方主义”,本来是批判 19 世纪西方对东方的偏见,现在却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 “他者建构” 理论,不管全球化时代资本流动怎么改变文化差异,反正套这个概念就行。女性主义的“父权制”,本来是分析传统社会的性别秩序,现在变成了超历史的“性别权力结构”,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性别关系的重塑,比如女性进入职场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结果之一。
精神分析里的“俄狄浦斯情结”“阉割焦虑”,基于 19 世纪欧洲的家庭结构,现在却被说成人类普遍的心理机制,不管现代核心家庭已经发生了多大变化。齐泽克说“资本主义是最大的癔症患者”,用精神分析的永恒范畴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就像用一把固定尺寸的尺子量所有东西,不合适就说东西有问题,而不是尺子该换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文章,故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想让工人都能看懂,把理论变成 “批判的武器”。但现在的学术体系却鼓励“晦涩文风”:高校评职称要看论文,越复杂、越没人懂的文章,越被认为有“学术深度”。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一句话能写半页纸,从句套从句,不是他不会写简单话,而是故意设门槛,把普通读者挡在外面,维护学术圈的 “特权”。
后现代转向后更严重了,诸如什么詹明信的“认知测绘”、德里达的“延异”,表面上反对“中心主义”,其实创造了新的“语言专制”:你得学解构主义的“密码”,才能读懂他们的文章。这其实是小资产阶级的“文化自恋”:既想批判资本主义,又不放弃精英地位,只能躲在象牙塔里,用晦涩话语营造 “抵抗的幻觉”,就像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玩“过家家”,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马克思擅长用生活中的例子打比方,比如“上午打猎,下午捕鱼” 描述共产主义,让人一下就明白。但现在的理论搞出了“封闭的隐喻系统”:拉康的“镜像阶段”、鲍德里亚的“拟像社会”、巴塔耶的“耗费”、阿甘本的 “赤裸生命”,这些隐喻不再指向现实生活,而是在理论文本里自说自话。齐泽克用“希区柯克电影中的麦高芬” 解释意识形态,应该是要做到让人懂,结果反而更迷糊了,因为这个隐喻只在他的理论体系里有效,和现实脱节了。
这种后果很严重:对“文化霸权”的分析停留在论文里的概念辨析,对“消费异化”的批判变成了对广告符号的 文字游戏”,工人的工资低、住房难、教育不公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根本没人提。马克思早就批评过这种现象:他们的概念都是从现实中来的抽象,但现在这些抽象脱离了现实,成了空中楼阁。
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世界”,但现在的理论把批判对象变成了“符号秩序”,而不是现实中的权力和资本。比如文化研究分析“媒介意识形态”,只说广告里有性别歧视,却不说传媒公司被资本垄断,背后有利益链条;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解构“消费欲望”,只说个人心理问题,却不提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怎么制造这些欲望。这其实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妥协”: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困难的时候,把批判变成安全的学术游戏,既保持了“进步”的样子,又不触动真正的权力结构,就像对着影子打拳,自己觉得很厉害,其实没用。
后马克思主义的拉克劳、墨菲提出“激进民主政治”,主张通过“话语链接”搞多元对抗,把阶级斗争变成了文化认同的“口水战”,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马克思早就警告过:如果以为把哲学上的“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就摧毁了整个世界,那只是自欺欺人。
现在的理论生产已经高度“职业化”,学者成了“知识工厂”的工人,和无产阶级群众彻底分开了。高校里评价标准是发 SCI 论文、出专著,没人关心理论能不能指导工人运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咖啡馆和会议室里传播,工人根本不知道;伯明翰学派研究亚文化抵抗,却不了解英国工人的实际生活。
更严重的是“学术殖民”:中国学者用“解构”“后殖民”理论分析本土问题,比如用“东方主义”解释中国形象,用“属下研究”分析农民工,却不管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这其实是小资产阶级的“文化自卑”:既不懂工人的需求,又不愿去基层调研,只能靠模仿西方理论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性”,就像穿着不合脚的鞋走路,还说这是“国际潮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表面上是反教条,其实是在维护自己的精英地位。他们把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中国的“实践哲学”贬低为“斯大林主义变种”“实用主义偏离”,却不提自己和无产阶级实践的脱节。阿尔都塞学派批判苏联的“经济决定论”,主张回到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其实是制造“科学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把中国和苏联的实践导向理论排除在外,自己当“理论正统”。
他们心里清楚,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民族解放结合,形成了有群众基础的话语体系,比如“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简单有力,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动摇了他们的理论垄断。所以他们先“他者化”,说中国和苏联的理论是“工具化”“反理论”,用学术上的“概念精密”否定实践的有效性;再“纯化论”,说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只能由精英知识分子掌握,工人需要他们的“理论中介”,这和当年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解放人类”的妄想一模一样。
西方马克思主义预设了“启蒙者-被启蒙者”的框架,根本背离了马克思的群众主体论。马克思说“解放”是工人自己通过实践实现的,知识分子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但他们却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精神导师”:法兰克福学派觉得工人被消费主义“洗脑”了,需要他们来唤醒;拉克劳、墨菲主张“激进民主”由知识分子领导,把工人当成被动的“被启蒙对象”。这其实是继承了黑格尔的“理性狡计”,认为只有自己的理论才是“真理”,工人需要他们来“拯救”。
现实中更讽刺:他们喊着“激活群众主体性”,吸引的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比如中国高校里,阿多诺、德里达、齐泽克的书被追捧,学生们在讨论班用拉康术语分析抖音,却对中国工人的集体协商、社区实践视而不见。马克思早就说过:他们把“人”写成“工人”“无产者”,但“工人”在他们的理论里还是抽象的符号,不是真实的实践主体。
西方马克思主义仇视中国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深层原因是害怕“实践”。苏联和中国的实践证明,理论和群众结合,知识分子就得放下精英架子,接受实践的检验,比如中国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这对依赖学术资本的他们来说,是“话语贬值”,不可容忍。所以他们宁愿在学术圈搞“符号批判”,也不承认中国和苏联在组织群众、改造现实中的成就,哪怕这些实践有不足,但至少尝试了“如何把理论变成物质力量”。
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承认这些探索的“奇迹性”,用它们来做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又用“新自由主义变种”“威权资本主义”来贬斥。本质是害怕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无产阶级可以自己探索解放道路,不需要他们的“启蒙”,彻底打破他们的“精英神话”。马克思批判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时说过:他们代表的是“人类的利益”,而不是无产者的利益,这种脱离阶级基础的“普遍主义”,正是小资产阶级精英话语的根本特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中的“哲学黑话”,本质上是当年青年黑格尔派的“转世”:用概念游戏代替现实实践,用精英话语维护知识特权,结果和无产阶级越来越远。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双重属性”:依附资本,又想批判资本,只能靠话语策略维持中间地位。
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需要做到三点:第一,逻辑起点回到“现实的人”,不玩概念游戏,从工人怎么工作、农民怎么种地这些现实问题出发;第二,语言风格回到“群众路线”,不学学术黑话,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讲道理,就像毛泽东说的“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三,话语功能回到“实践导向”,理论不是用来发论文、评职称的,而是要指导工人农民解决实际问题,成为“改变世界” 的力量。
今天,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矛盾越来越明显,无产阶级需要的不是晦涩的概念迷宫,而是能解释现实困境、指导解放实践的理论武器。作为理论工作者,别再重复青年黑格尔派的老路,走出书斋,到工厂、农村去,把理论扎根在群众的实践中。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统一体,不再是少数人的智力游戏,而是多数人的解放工具。
看完这篇文章,可能会有各色“哲学界的英雄好汉们”跳出来反驳,说他们的理论多么正确、多么不可替代。但请你们先想想:你们写的“真理”,纸和笔是从哪儿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工人生产的、农民种的纸浆做的。可你们在书里大谈“解放”,现实中却为了发表论文、树立自己的唯一正确,对着各种西马的理论老祖弯腰低头,对真正的群众趾高气扬。
你们的理论在书里正气凛然,现实中却脱离群众,这样的“真理”有什么用?群众运动的大浪会把你们这些“纸上谈兵”的人筛出去,最终留下来的,一定是那些扎根基层、和群众一起奋斗的理论。今天的无产阶级不需要你们的概念迷宫,需要的是能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真道理”。所以,放下精英架子,走出书斋,到现实中去,让理论真正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这才是当代理论工作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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