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原纪录||汪精卫古晋宣扬革命 华人再引拉者警戒

　　●1939年，变节叛国后的汪精汪（右二），在南京主持由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国民政府”的会议时摄。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2006年6月18日刊登

　　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还在如火如荼的展开，海外华侨社会的支援声浪已达到沸点，古晋的“爱国侨胞”成立“启明社”，孙中山还特派爱将汪精卫到来宣扬革命，本地华人的政治激情再度引来拉者政府的干预。

　　汪精卫古晋宣扬革命 华人再引拉者警戒

　　古晋下横街尽头，主教栅背后圣多玛教堂附近的斜坡上，于1950年之前，原本盖有一间木板屋，它便是在“启明社”之会所，而这个做为声援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组织，在成立之初，还牵扯到大汉奸汪精卫的一段往事——

　　十九世纪末，奔走于中国国内与海外侨社，联络反清志士组织革命党的孙中山（1866—1925），掀起了推翻满清王权统治的政治浪涛时，南洋华侨顿成了革命党势力寻求支援的目标，而在此期间，古晋的华社也和南洋邻国一般，分为了两大阵营，一方是支持清朝的保皇派势力，当中很多是殷商之流的既得利益阶层，另一阵营则支持革命派，他们之中大多为广东裔的基督徒。

　　原名孙文，号逸仙的孙中山，之所以能获得侨居海外，祖籍广东、福建省等华南地区华人社群的大力支持，主要原因除了很多海外华人，当初就因为晚清朝政昏庸，国势陵夷，地方上盗匪丛生，天灾人祸连绵，以致民生凋敝下，方会离乡背井，梯山航海到南洋来谋生。

　　尔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下的清廷，又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攻华等战役中一败涂地，签订了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不仅使国内人民遭受列强的鱼肉，也使海外华侨在异乡蒙受歧视与羞辱，因此对苟延残喘的满清皇朝可谓是绝望透顶，所以在孙中山吹响了革命的号角后，国人皆群起响应，前赴后继的投入革命的队伍，海外有良知的华人，也发动募款经援国内的革命事业。

　　而本地广东属“华侨”支持孙中山革命最力的原因，除了要拯救“祖国”和振兴中华外，部分因素是孙中山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后来易名为中山县）翠亨村，彼此份属同乡，同时孙氏在进入广东博济医院学医之前，曾在香港英国圣公会的拔萃书院就读，并接受洗礼为基督徒，乡情加上主内兄弟姐妹的双重情谊，益使他获得古晋的广东和新安社群中的支持。

　　●江精卫（兆明）在1909年，曾代表孙中山到古晋宣扬革命，并即席题了“启明社”三字。

　　●已故人联党领袖丹斯里杨国斯的三叔杨玉团，在汪精卫访晋前后，曾与一群志同道合者合组“同盟会”，支援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他在1910年遭拉者政府所逮捕，但最终获释，并继续成为中国国民党的支持者。

　　政府不允许会馆承办 汪精卫欢迎会阻碍重重

　　且说在1909年初，古晋的广惠肇公会接到中华革命党（1919年方易名为中国国民党）槟城分部的通知，指孙中山将派他的得力助手汪精卫到古晋来宣扬革命，当年同情甚至支持革命党的广惠肇公会领导层，随即召集各属古晋华社的侨领们开会，商讨给予这位特使热烈欢迎的事宜。

　　赴会的侨领们大都给予正面的回应，也支持广惠肇公会主导筹备工作，然而消息却传到了拉者政府的耳里，就在筹备工作如火如荼的推展开来时，古晋的省长召见了各属公会的领导层，重申拉者政府对中国政局纷争保持中立的立场，虽然不会禁止代表孙中山的汪精卫到访，但由于各属华人会馆是属于联谊性组织，政府不允许由会馆来承办和政治有关活动。

　　很显然的，拉者政府表面上强调所谓的中立，但实际上却禁止华人社团卷入中国的政治斗争，省长的这番说词，顿时使到很多效忠于拉者的侨领退缩起来，婉拒参与欢迎汪精卫的集会，也让执意要把欢迎会办起来的广惠肇公会同仁，一时间因没适合场所可办迎接汪精卫的茶会而苦恼。

　　●下横街的主教栅，曾是隔开古晋的华人社区和圣公会辖地一道栅栏。

　　其实负责筹备欢迎会的主要负责人中，除了有广惠肇公会一些关怀中国革命事业的领袖外，还包括了土产商人李振殿，与圣公会在新安人垦场负责传道工作的江贵恩牧师。

　　李振殿（1875—1965）祖籍福建海澄县，年少时随亲人从中国到新加坡谋生，廿二岁后横渡南中国海到古晋，从事土产买卖的生意，业务遍及古晋与诗巫，是位长袖善舞的成功商人，和福建帮的领袖之一。

　　除了驰骋于商界，他也是孙中山的忠诚支持者，为早年革命党在海外地区的活跃党员，因此而惹来拉者政府对他的监视，遂于1912年移居新加坡，从此更积极的参与政治活动，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即联合陈嘉庚等召集南洋地区的华侨社团召开代表大会，为南侨总会的积极领导人，落力于促成各地成立筹账会，在南洋各国华社发动大规模的募捐运动，筹集资金援华抗日。

　　话说就在欢迎汪精卫筹备会同仁，碰上找不到筹办茶会场所的瓶颈时，也是筹委之一的新安属领袖江贵恩牧师，便联合多位教友向他的上司，即当时的圣公会主教蒙西求助，恳求允准筹备会使用教会的地方来办该项欢迎查茶会，而蒙西主教是位相当同情中国革命运动的开明宗教领袖，他最后敲定借出了主教栅背后的一座单层木板屋，做为江牧师等办欢迎会的所在。

　　不久后汪精卫从新加坡乘船抵达古晋，据说当晚有过百人挤在小木屋里参与了欢迎茶会，而汪氏也发表了措辞激昂的演说，陈述了中华民国的建国宪章，三民主义等理论，还循众要求为支持中国革命的古晋后援组织，取了“启明社”的社名，尚即席挥毫写了“启明社”三字，做为社所的匾额。

　　欢迎会后，筹备会的负责人诸如李佛、林春生和陈有信等，便向教会租下该座闲置的建筑物，作为“启明社”的会所，还把汪精卫当日所题的匾额高挂在门楣上。

　　●成立四年便被拉者冻结活动的“启明社”，在廿世纪初便座落于圣多玛教堂的此座斜坡上。

　　●江精卫亲笔提名的“启明社”旧址档案图片，后来建筑物被辟为幼儿园。

　　以危害砂华社安全为由 下令冻结启明社

　　实际上在汪精卫到访，“启明社”成立后，拉者政府已对它存有极深的疑虑，除了随后采取行动驱逐被指是中华革命党成员的江贵恩牧师外，也在伺机查封启明社，以防止它的势力坐大后，威胁到拉者的统治。

　　1913年十月三日上午九时正，启明社的四十多名社员，在秘书处的通知下，赶到会所内集合，政府高级官员H.B.克罗克，奉古晋省长的命令，于警察局长的陪同下，以英语向启明社的社员宣读了拉者的“口谕”，并由法庭的一位翻译官以华语作同步翻译：

　　拉者的口谕除了开门见山，下令停止启明社所发行的一份周报马上停刊外，还斥责“启明社”与中华革命党槟城分部有直接的联系，而拉者形容后者是一个最终企图不明，“颇有疑问的危险机构”。

　　接着拉者还表明经政府的调查得出结论，认定启明社可能会危害到砂劳越及华人社会的安全，所以启明社今后应停止一切的集会活动。

　　这一则由拉者在早一天前发予古晋省长，要他在翌日向启明社社员传达的谕令，显然已正式判定了才成立四年的启明社之“死刑”，从此启明社的会所被闲置，一直沦为附近孩童们嬉戏的场所，直至1950年，圣公会收回产权，把旧的木屋拆掉，兴建了一座幼稚园。

　　成立日本扶植傀儡政权 汪精卫沦为卖国贼

　　●1917年成立的诗巫光远社，为追崇与支持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组织，图中前排做起为刘家洙（主席）、叶见元、黄景和、林守因。

　　廿世纪五十年代，在工人们准备拆除那栋旧木屋，从门楣上取下“启明社”匾额时，还有向部分到来“缅怀”它的老社员，请示该如何处置那块匾额？但因为题字者汪精卫在抗日时变节，成了千万人唾骂的大汉奸，所以没人愿意收藏汉奸题字的匾额，最终工友们一把火就将汪精卫留在古晋的“墨宝”，当成废柴般化为灰烬。

　　年轻时就追随孙中山的汪精卫，确实曾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奔走四方，留有光荣的记录，其中包括参与刺杀清末摄政王载沣，还在孙中山临终前，代撰“国父遗嘱”等重要文献，抗战前担任过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抗战时由法国归华共赴国难，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兼国防最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位崇责重。

　　奈何此君领导欲极强，生性反覆无常，竟在1938年杪叛国降敌，从重庆潜飞到昆明，再由越南飞抵日本，与日相密商成立“国民政府”傀儡政权事宜，翌年三月正式在南京成立由日本侵略者所扶植的伪政权，自命为伪政府的“主席”职位，随后再由上海飞往日本拜见天皇与日相，并在1944年病卒于东京。

　　从一位受到万众仰慕的革命志士，沦为遭受万民唾骂的卖国大汉奸，汪精卫当年英姿飒爽，在古晋挥豪所题的“启明社”匾额，到后来竟没人愿意保留它，以至让工友一把火将之化为灰烬，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一件事。

　　●亚答街与友海街之间的这个通道，在拉者时代原是一座警察局，曾有一名驻守在此的土著警察突然发狂，当街挥刀杀死多名市民。

　　●潮州人口中“横街仔”的下横街，其英文名字为主教栅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