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社员，我的确是人民公社的受益者

　　今日看到【江南一书生】与【田园风光】的讨论，其中说到“这个钟建民，先是抛出一堆似是而非的所谓理论，装作忧国忧民！然后又删除各种反对意见，只留下赞同他的意见，以形成他的看法得到多数人赞同的样子！这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对现实强烈不满，甚至是人民公社体制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人民公社体制被否定了，他在怀念属于他的美好时光！”

　　看到这里，我不由得笑了。

　　我这个人因为一开始修的是哲学专业，因此，习惯了一分为二地看事物。对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实践，我是有肯定有否定——与别人不同的是肯定为主，否定次之；对改革之后的实践，同样是有肯定、有否定，并努力指出不足之处，以便这个社会能够真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发展。这算不算别有用心？作为对自己国家现状和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对不好的方面有所忧愁，对好的方面也有所欣慰，完全在情理之中。

　　人民公社被解散了，但并不妨碍我对它的怀念，并不妨碍我对它的研究。因为正如你们所说，我和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一样，是人民公社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我是59年生人，在1966年到1976年在本公社读完高中，1976年毕业后务农，直到取消人民公社的1983年。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还用那种老式纺车纺棉花，用老式织布机织布，穿的是粗布衣服。做衣服是把裁缝请到家里来做的。开始时，农村没有电，晚上点的是煤油灯，夏天中午热得要命，就在竹园里避暑；队里干沟时，用的还是那种古老的水车由四个人车水，干一条沟要四个人连续用三、四天时间车水才能完成。

　　后来不久，随着供销社布匹供应的增加，家里的纺车及织布机也终于淘汰了；而农村通电之后，晚上用上了电灯；队里也用电动的脱粒机进行脱粒了；而队里干沟用水泵打水，既快又省人工；更令人高兴的是，有了电，公社有了放映队，时不时的到乡下放电影，我们青少年可以在晚上去看免费的露天电影。后来公社还在每家每户装了广播，社员们可以在吃早饭、中饭和晚饭的时段听听新闻和戏剧。

　　在我开始到小学读书时，公社还没有初中。读到小学高年级时，公社有了中学，而且公社每年还招收一个班的高中生。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劳动者，而我还是凭借自己的成绩，读到了高中毕业。我的爷爷奶奶都不识字，我父亲读到高小，而叔父也只是稍识字；而到我们这一辈，我们兄妹八个（我家是兄妹四个，叔父家是兄弟四个），有三个人读到高中毕业，其余五人也读到初中毕业。

　　生产队时我家里共有八口人，上有年迈的祖父母，下有我们兄妹四个。中间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因此，基本上家里年年要超支。而且由于劳动力少，到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也会不够吃，需要向粮食有余的家庭买粮吃。

　　因为家里负担重，因而在读小学高年级时，我便开始参加集体劳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那时候，上午上四节课，下午上两节课。夏秋天放学比较早，回家也能到队里干个2小时。再加上星期天，还有忙假、暑假和寒假及其它节假日。头两年自己挣的工分收入基本上可以负担自己的生活开支。我是从倒四五做起（成人10分，我拿四分半），一般情况下每年长一分，到16岁时我已经足工，因为我基本上与强劳力干一样的活了。在读初中和高中的同时，我还担任着队里的记工员。因为我过早地接触了工分，又因为当记工员，特别关注社员的劳动状态，同时我又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我很自然地关注和积累工分制方面的资料，对工分制的变化规律有所了解，有所认识。

　　作为一个经历人民公社后半段的过来人，亲身经历了人民公社建立之后、特别是人民公社进行体制调整之后、走上正轨后的种种变化。

　　就我的经历看，作为一个普通社员，的确是人民公社的受益者。

　　1，如果没有人民公社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能那么早通电吗？当然不会。建国时国家一穷二白，只是靠了集体力量，可以优先满足公共建设项目的需要，才能很快地在农村通了电。这也是我国农业和农村迈向现代化的起步。

　　2，如果没有人民公社这个集体经济组织，那么，就不可能在人民公社进入正轨之后，迅速开始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水利化工程，形成灌排系统，旱能打水灌溉，涝能及时排水，从而改变几千年那种靠天吃饭的状况。

　　3，如果没有人民公社，一直保持土地的农民个体所有制，那说不定到今天村上的田地还是七高八低，到处都是坟墩头。我们这里（江苏武进）说起来是平原，但村里的土地也是七高八低的。一下暴雨，低的地方变成了沟塘，一个有不下雨，种的苗就会干死。要不是有集体生产组织，又有谁能够大面积地进行土地的平整工作，能够格田成方呢？

　　4，如果没有农村的集体经济，也就没有农村医疗卫生系统的很快普及，老百姓的健康问题也就难以得到解决，也就没有我国新生儿死亡率的大幅降低，也就没有人均寿命的大幅提高，当然也就没有人口的快速增长。生产队时，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卫生室，一般的毛病，只要跑到卫生室就可以解决，碰到紧急的毛病，也可以把医生请到家里来看病，非常方便。记得在1975年的年初七，因为我住在队里的仓库里看夜，早上还没有起身，我父亲赶来把我叫醒，说祖母病危。我与父亲到家时，看到躺在床上的祖母面色蜡黄，出气多，进气少，眼看不行，甚至有人忙着准备办后事。这时我叔叔请来了卫生室的孙医生，给我祖母在背上针灸了一下，一口痰吐出，即醒转过来。后来我祖母到80多岁才去世。当时真的是很感激医生的及时救治，特地写了一张感谢信到卫生室。此事虽然过去了五十多年，至今难以忘怀。那时的医生医德优良，实用的卫生保健体系深入乡村，客观上使千千万万的农民方便地享受医疗服务，如果没有集体经济，这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5，在人民公社时期，公社干部是要到大队和生产队蹲点的。我记得大队建电水站，我们基干民兵开夜工，公社里的党委委员，一个参加新四军老革命，他虽然五十多岁，但依然和我们这些青年人一起干到深夜才回家休息。那时的公社书记、主任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与社员吃一样的饭，也是很普通、很自然的事情。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没有什么分明的界限。为人民服务成为干部队伍的一种常态。

　　6，在集体经济时期，干部有没有腐败？有没有贪污？当然有。但是，当时是有良好反贪、反腐败机制的。那就是办学习班，让有问题的同志自己交待，然后退赔。那时有作为干部预备队的宣传队，定期到公社、大队对在职干部工作状况进行了解，在依靠群众的基础上办学习班，让有问题的干部在学习中提高觉悟，然后自己交待问题。确有贪污的，但数额不大的进行退赔处理，严重的则进行组织处理等措施。因此，在这种机制下，当时干部中的贪污现象有但很少，而且即使有也比较轻微。现在想来，这是一种很好的机制。让一批年轻的干部后备人员对现职干部工作状态进行检查、了解，评估，并定期举办学习班，对在职干部的行为具有良好的督促和校正作用。

　　7，在平时交流时，有人认为我没有经过人民公社时期，没有吃过苦。我们队（原江苏武进）的田不多，人均2亩多耕地。如果是种两季（水稻和小麦），那还是比较轻松的。但那时上面要求种双季稻，就多出了种一季水稻的农活来，自然要吃苦。作为过来人，靠工分养活自己的人，能够不吃苦吗？人民公社开始时，使用的大多是农机肥，而且农药使用也极少，需要手工除草。因此，除草就要化不少工，而一旦有空余时间则要积肥，因而天天有做不完的农活。之后，随着化肥使用的增加和农药的增加使用，再加上之后不再硬性要求种双季稻时，农活也少了许多，再后来有了手扶拖拉机，那就更轻松一些。在人民公社时期的二十多年时间，社员干活虽然很苦，但随着基本的生产条件的逐步改善，有一个吃力到轻松的转变过程。

　　8，人民公社带来了什么？有人说集体经济带来的是共同贫穷。这一说法显然是违背基本事实的。当社员一家变成二、三家，甚至三、四家时，那是普通劳动者自身处于兴旺的发展状态。难道二、三家比原来的一家不是富裕了，反倒是贫穷了？在那个年代，类似我们这样一家有七、八口人，夫妇两个抚养四、五个孩子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也就是说，人民公社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环境，带来了老百姓强大的发展能力。从整个国家来说，我国所以能从5亿人口跃升到14亿人口，恰恰是由于二十多年农村集体经济的存在造成。人民公社是不是存在问题？当然存在问题，例如吃饭问题，例如物资贫乏问题。但是，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性质上是我国农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人民公社不能形成人口快速增长的良好环境，所谓的吃饭问题、物资贫乏等问题根本就不会存在。在同样的生产队，那些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家庭，就过得非常轻松，粮食和收入有余。这样一对比就能明白所谓的贫穷与人口快速增长的关系。一方面是6、7亿人口的基数，平均每年要增加1500万人，另一方面，工业化的进程还在进行中，农业生产还是以人力、畜力为主，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这当然就形成了生产增长一时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的消费需要了。

　　9，还有人说，生产队大锅饭、平均主义，社员出工不出力。如果这说的是人民公社开头两年，那的确是存在的。但在1962年进行体制调整之后，绝大部分生产队就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此后，社员都是凭劳动说话，凭工分参与分配，哪有什么大锅饭吃？难不成你不出工，别人给你记工？给你分配现金和粮食？生产队也确实存在着个别奸滑之人，但生产队也有相应的计酬和管理办法。生产队时期，从大寨工到时间工，再从时间工到定额工，直到之后的综合形式的工分制，生产队时期的工分制具体形式也是随着劳动状态的变化不断发展的。在之前的相关文章中我也讲过，工分制与生产队的劳动状态是处于互动状态的：工分制在反映劳动状态特点的同时也促使劳动状态发生变化。而当劳动状态的特征有了基本的变化时，新的劳动状态就需要有新的计酬制度来适应。因此，工分制的具体形式总是一种阶段性的存在。而在这种阶段性变化的过渡时期，就可能会出现过时的工分制具体形式不适应新的劳动状态的情况。1983年，当我离开已经实行了承包制的农村，到国营企业上班时，我又有了回到生产队的感觉。相似的劳动状态，激起我进一步研究工分制的兴趣。在国营企业，同样也存在着如何对职工劳动状态进行反映和考核的问题，有些班组干部也试图用类似工分制的十分制对员工进行考核，用奖金分配来体现职工的劳动差别。再后来，我又到私营企业（乡镇企业改制的）呆了几年，其劳动状态同样也没有比生产队和国营企业要好。原因很简单，在私企你的工资基本就是那么多，你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与你的工资似乎没有多少区别。因此，员工始终处于被动的应付状态。其实，凡是有合作劳动的场合，也就必然存在着只想少干活多赚钱的极少数人。区别只是各类企业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如何建立适合的考核制度而已。

　　从个人的角度看，从家庭的角度看，正是由于二十多年的农村集体经济，使我们比祖辈、比父辈有了更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从而也使我们能够成为有文化的新一代劳动者；而人民公社时期我国工业化的成就和培育的几亿有文化素质的劳动者，正是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所谓的人口红利和世界工厂，恰恰是由于我国人民公社时期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所形成的生产力发展基础。没有之前三十年的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储备，一切都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看，又有几个人能说不是人民公社的既得利益者？